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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关于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模式的思考 期现套利

时间:2021-02-20 14:03:36作者:佚名

注:本文为作者202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已自行修改,谢绝传统媒体转载。这张照片是在佛罗伦萨拍摄的。

今天我主要讲两个问题,一是双循环新发展模式的宏观背景,二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模式的具体思路。

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所谓的内循环和外循环一直存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外促是内促还是内促是外促。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在境外促进国内发展的模式凸显出来。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改变由外向内推动的模式。

双循环新发展模式的宏观背景之一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的发展模式。我认为,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全球技术进步放缓,全球收入和财产分配不平衡加剧,经济和金融全球化下降。而世界经济增长处于长期停滞格局,国际经贸摩擦明显上升,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意味着外部需求变得不稳定、不可靠,难以成为一国经济稳定增长的引擎。

双循环新发展模式的第二个宏观背景是,过去4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显著扩大了中国经济的规模,这反过来又导致外部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例如,中国对外贸的依赖在2006年达到60%的峰值,现在已经下降到30%左右。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净出口对年度经济增长的最高贡献可能达到4个百分点。过去10年,净出口对年度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超过1个百分点。随着中国经济的扩大,依靠外部需求刺激国内经济增长变得不够。

如何系统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个人认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构建以内部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这需要构建三大支柱,即消费扩张与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创新、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第二个方面是构建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在这方面,可以从贸易、金融、开放和机制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由于时间有限,以上问题无法一一展开。今天我简单说三个方面。一、如何实现消费扩张和消费升级;第二,如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三、如何实现贸易金融内外流通的相互促进。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扩大和升级消费。

从供给方面来看,实现消费扩张和升级的关键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居民提供目前严重短缺的教育、医疗、养老等优质服务,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改善优质服务供给,关键在于打破国有企业垄断格局,在加强监管的同时,向民营企业开放相关市场。

从需求层面来看,实现消费扩张升级的关键是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增长率和收入水平。自2012年以来,中国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下降,同时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下降。后者的下降一方面与中国GDP增长放缓有关;另一方面,它与国民收入初次和二次分配格局的变化有关。在这里,我将提出五项政策建议,以提高居民的增长率和收入水平。

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上,与90年代相比,中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左右。其实通过再分配政策有所改善,但改善力度不够,比90年代的再分配略低。因此,政策建议之一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领域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在中国的居民部门,收入差距在过去20年里显著扩大。考虑到中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远高于高收入家庭,第二个政策建议是通过以房产税为主体的收入再分配政策,提高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居民消费增长率的下降与中国居民杠杆率的上升交织在一起。中国居民杠杆率上升最重要的原因是买房。自2015年以来,房地产行业的非正常发展对中国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越来越显著。因此,第三个政策建议是将“无房无炒、按城落实政策、构建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规范化、制度化,防止房地产过度发展持续挤压消费增长。

在2020年两会结束的新闻发布会上,李克强总理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就是中国6亿人的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低于1000元。此外,北京师范大学的一项相关研究指出,中国9亿人的月平均可支配收入不足2000元。上述低收入人群大多分布在农村。所以,如果农民的收入不能持续提高,消费的扩大和升级就无从谈起。因此,第四个政策建议是通过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土地流转改革来不断提高农民收入。

民营企业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一直被形容为5678。换句话说,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税收的50%,GDP的60%,技术创新的70%,就业的80%。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不能成长发展,不断增加居民收入就是一句空话。因此,第五个政策建议是避免国家前进和民间后退的阶段,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

第二个问题是如何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

众所周知,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内消费市场。不幸的是,这个市场是支离破碎的。比如公路运输货物太贵。再比如,许多商品在跨省流通中仍然面临着复杂繁琐的检验检疫法规。为了充分发挥统一的国内市场的优势,需要尽一切可能减少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为要素的流通开辟阻断点。

如果中国政府大力推动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就意味着必然会形成新的要素集聚,从而推动新一轮的区域一体化。我的团队研究表明,以下五个地区有望成为新一轮区域一体化的龙头: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为深广、佛山、东莞、港澳)、长三角(核心城市为沪、杭、宁)、京津冀(未来核心城市为京津冀、雄安)、中三角(核心城市为郑州、武汉、合肥)、西三角(核心城市为成都)上述地区和核心城市有望在未来十年面临大量要素的持续流入。

然而,在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将面临一个问题,即不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可能会继续扩大。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将面临一个取舍,是在容忍不同地区发展差距适当扩大的前提下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区域一体化,还是限制要素自由流动,实现不同地区低水平均衡发展?当然,理想的选择是前者,但也需要设计先进地区如何带动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实现贸易金融内外流通的相互促进。

在贸易领域,中国政府应致力于构建国际国内双严阵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许多发达国家意识到过度依赖全球产业链中单一节点的可能风险,因此寻求建立多元化和替代性的产业链,这意味着未来全球产业链可能会缩短,变得更加区域性和本地化。结合疫情后全球产业链的演变趋势,中国政府应以RCEP协议的成功签署为契机,构建以中日韩澳新为第一严阵、以东盟和一带一路为第二严阵、以东盟和一带一路为第三严阵、以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为第三的国际新严阵模式。此外,在中国,我们应该考虑建立一个新的严阵模式,以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为第一严阵,以中三角、西三角等地区为第二严阵,以相对落后地区为第三严阵。通过塑造双严阵模式,一方面可以加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枢纽地位,促进所有严阵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它可以从东方促进西方,从南方促进北方。

在金融领域,中国政府应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致力于推动新一轮人民币国际化,加快开放国内金融市场。

中国政府从2009年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至今已经走过了一个完整的周期。从2009年到2015年上半年,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7年底,人民币国际化停滞不前。2018年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开始了新的周期。中国政府在上一个周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是旧的“三位一体”,即鼓励跨境贸易和投资的人民币结算,发展以香港为代表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以及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央行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在新的周期中,中国政府可以利用新的“三位一体”战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即大力拓展人民币作为定价货币的功能,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对外国机构投资者的开放,培育中国周边以及东盟和一带一路沿线对人民币的真正粘性需求。新战略推动的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可能适中,但会变得更加扎实和可持续。

最后,虽然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可以获得很多好处,但也要警惕国内金融市场开放带来的潜在风险。特别值得强调的是,在国际环境高度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仍在下降,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尚未根除,中国政府在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方面应持谨慎态度,不能主动拆除对我们至关重要的金融防火墙。

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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